狄仁杰为什么得到武则天的重用?

狄仁杰为什么得到武则天的重用?
狄仁杰为什么得到武则天的重用?

狄仁杰为什么得到武则天的重用?
狄仁杰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宰相,以睿智、善于断案著称,他一生经历了唐代三位著名的皇帝——唐太宗、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太宗贞观年间狄仁杰考中明经入仕,高宗时官声见于史书, 45岁前始终为“沧海遗珠”,其能力不为朝廷所重视,至武则天称天后后开始受到重用,并逐渐得到武后的信任和提拔,历任宁州刺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抚使、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内史（即宰相）等职,成为武则天时期真正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武则天对他以“国老”相待,他去世后,武则天痛心疾首,称“朝堂空矣”.狄仁杰为什么会如此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呢?这得先从武则天说起.
　　武则天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其父武士彟曾对唐高祖、唐太宗反隋建唐鼎立相助,并与二人的私交甚好,武则天十四岁时,以貌美被太宗诏入内宫,封为才人.她在太宗身边一呆就是12年,虽未受到太宗的宠爱,但因长期在御书房侍奉文墨,接触皇家公文,故而学到了太宗任人唯贤、虚怀纳谏、励精图治的风范和治国安邦的政治权变,这为她后来参与朝政、称帝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太宗晚年时,她因机缘巧合得与高宗相爱,在高宗即位后被高宗立为昭仪,一年后又被立为皇后.高宗身体多病,且患有眼疾,武则天因此得到了帮助高宗处理政务的机会,其政治才华由此得以施展,并得到了包括高宗在内的朝中大臣和百姓的认可.高宗死后,武则天几经波折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开创了武则天时代.
　　武则天虽然有卓越的政治才华,但是在唐朝初期,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手脚并不容易.当时世家大族的地位虽然较魏晋时期有所下降,但是整个社会对于个人的出身仍很看重,一般庶族地主想要在朝中立足尚且会遇到来自士族的巨大阻力,何况武则天不仅出身寒微,而且还是女子,想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立足于政治舞台,并位登九五,其所遇到的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比一般的君主更需要能够倚重的具有良好品德和杰出才能且忠诚于自己的大臣.在这种情况下,狄仁杰受到武则天的倚重是必然的.
　　首先,狄仁杰具有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严于执法、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等美德,其立身处世必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且心胸宽广,不计较个人得失,具备了一个贤臣良相所应有的最可宝贵的品德.
　　中国古代历来有“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的说法.[1]在封建国家里,对皇帝能犯颜直谏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因为一旦触怒了皇帝就有立即招来杀身之祸的可能.然而在认为皇帝所做的决定将会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狄仁杰会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据理力争反对皇帝的决定.这在高宗时就已经展现出来.
　　高宗仪凤元年（674）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按罪当给予除名,但是,高宗对二人的行为很愤怒,特命杀之,狄仁杰反对,认为二人罪不致死,且处置朝中大臣应当按国家法令执行,而不应以皇帝个人的喜怒为宗旨,高宗虽然很不情愿,但仍为狄仁杰所说服,使权、范二人除名,流放于岭南.狄仁杰敢于犯言直谏,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在不久后,他被提拔为侍御史.
　　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武则天亲自准其假.狄仁杰认为不妥,他说“臣闻君人者惟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彼学生求假,丞、薄事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必欲不违其愿,请普为立制而已.”[2]得到武则天的认可.
　　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反对,认为造大像是一件白白浪费人力、物力的巨大工程,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劝武则天说“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并特书《谏造大像疏》予以阻止,武则天虽然好佛,仍然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遂罢其役”.[3]
　　在狄仁杰任大理丞和侍御史时,为维护国家法度狄仁杰对唐高宗犯颜直谏,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仍保持着对皇帝面折廷争的作风,反对一切他认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宋朝司马光在作《资治通鉴》时说“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平广记》评价他时说他“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由于遇到了对狄仁杰比较了解和信任的武则天执政,所以面折廷争不但没有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反而加大了他对社会的影响,成就了他的赫赫政绩.狄仁杰每次直谏必定是从维护国家法度和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只要是对国家社稷有利的他都会坚持到底.
　　狄仁杰对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佞臣虽然勇于打击,决不手软,但是对于那些在背后说他坏话的同僚却一笑置之,不予追究.当官至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这样的高官后,武则天问狄仁杰“欲知谮卿者乎?” 狄仁杰说“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4]既不愿查得罪他的人,更不愿利用官职挟私报复,体现了他宽阔的胸襟.
　　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使得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人品非常认可,能够相信狄仁杰在处理政事时是真正地从国家大局出发,为百姓的利益着想,而不是考虑个人的私利,这一点对于武则天能够真正信任狄仁杰非常重要,这是以后狄仁杰在与武则天产生冲突时,武则天总能够从信任的角度出发,认可和重视狄仁杰的意见的根本.
　　其次,狄仁杰是武则天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者,而且在辅助武则天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赢得了武则天很高的信任.“大周革命,万物惟新”[5]这既是武则天的心声,也是狄仁杰的政见.国家需要能够坚定而正确地推行政令的能臣,对这样的能臣,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不吝于高官厚禄,武则天也不例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所任官职共计18种,其中除了军事重任和被贬之官职外,其余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中央重职.
　　如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三年（686-687,即武则天称帝第二年和第三年）狄仁杰被任命为冬官侍郎（即工部侍郎）,工部是我国封建国家三省六部中的重要一部.此职因掌工程而涉及到对全国的民力使用和国家的工程开支.秦朝、隋朝两个朝代之所以民不聊生、起义四起,终至迅速灭亡,大兴土木便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见,狄仁杰所任官职的重要.
　　天授二年（691）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地官侍郎掌管土地和人民,判尚书为兼职尚书,凤阁鸾台即门下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就是实际上的宰相.
　　圣历三年（700）狄仁杰为内史,也就是宰相.在封建国家里宰相既是皇帝最重要的助手,也是国家施政方针的重要执行者和监督者.狄仁杰实际担任宰相多年,不担任宰相期间又在地方上担任重要的军事官员.由此可见,武则天是深信狄仁杰是能够坚决执行她的政治措施的.关于这一点,在狄仁杰犯言直谏的文章中也有所体现.在《全唐书》中,一共保存了六篇狄仁杰的进谏疏,它们分别是《奏从越王举兵诖误免死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请曲赦河北诸州疏》、《谏造大像疏》、《谏杀误斫昭陵柏者疏》、《乞免民租疏》.这六篇进谏疏主要是从考虑人民疾苦出发请求减免或降低统治者对百姓的压迫与剥削,而无一篇是反对统治者大的施政方针.狄仁杰的这些谏疏起到了完善统治措施,维护统治者形象的作用,从爱惜民力的根本上保护了统治者的统治.从这些谏疏的题目和内容来看,我们还可以认为狄仁杰是支持武则天统治的措施的,因为狄仁杰是一个敢于犯言直谏的直臣,一旦他认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不对,必会据理直谏.但从这些谏疏来看,狄仁杰只是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替那些随从反叛而不起什么重要作用的随从者说几句公道话,要求待人从宽等方面进谏,于关系国家大事的举措上并无什么微词,可见狄仁杰是支持而且愿意落实武则天的施政方针的.对于狄仁杰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武则天也以极大的恩宠和信任进行回报.
　　久视元年（700）武则天任狄仁杰为内史,在《授狄仁杰内史制》文中写到“鸾台：奸谋房帷,秉钧之任为重；典综丝纶,挥翰之提属.银青光禄大夫纳言上柱国汝阳县开国男狄仁杰,第华簪组,材标栋干.城府凝深,宫墙峻邈.有八龙之艺术,兼三冬之文史.雅达政方,早膺朝寄.出移节传,播良守之风；入践台阁,得名臣之体.岂惟怀道佐明,早朝于管乐；故以竭诚匡主,思致于尧舜.九重肃侍,则深陈可否；百辟在庭,则显言得失.虽从容顾问,礼被于皇闱；而斟酌轻重,事隆于紫话.宜迁掌阃之秩,式懋专车之宠.可守内散官,劝封如故.主者施行!”[6]除了在国家大事上每每把狄仁杰派往最重要的地方,授以重任之外,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狄仁杰“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系之.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至狄仁杰去世,武则天很难过地说“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耶?”[7]
　　第三,狄仁杰具有目光远大、能够洞悉他人的本质和比较准确地把握事情发展的趋势的能力.在遇到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上,能够为武则天能够作出正确决定提供宝贵的意见.武则天晚年时一直被是立自己李姓的儿子为太子还是立与自己同姓的侄子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问题而苦恼.狄仁杰认为武承嗣等人德、才都不足以胜任天子之位,而李姓子孙虽德才也教武则天为差,但相比而言,把江山社稷交给李姓子孙要比交给武承嗣、武三思这样的人对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而且这样做也能得到大多虽德才兼备但不愿效力于武周的人才的支持.所以,在立嗣的问题上一直倾向于让武则天在身后还政于李唐的做法.这不仅是考虑对国家和人民有利,也是从维护武则天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我国一直以来对祖宗祭祀和身后谳飨的事都很重视,直到今天每逢清明节大多数人家仍要祭祀祖先,在唐朝这种思想当然更为人民所重视,狄仁杰认为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劝武则天从考虑儿子与侄子孰亲和身后受祭飨的角度出发,立武则天的儿子庐陵王李显为太子,这样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武则天本人都是利大于弊.经过几次劝谏,终于使武则天打消了立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念头,使李显当上了太子,为以后武则天还政李唐做了准备.
　　第四,狄仁杰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狄仁杰一生中,曾两次任抵御少数族入犯的命官.一是在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动.狄仁杰被征为魏州刺史,在河北、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布置防务.当时前任刺史独孤思庄害怕契丹人来侵,命令所有的百姓尽数入城,缮修守城工具.狄仁杰到任后,将被迫入城的百姓全都放回家务农,他认为“贼犹在远,何必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必不关百姓也.”结果,契丹人为狄仁杰胸有成竹的做法所震慑,“闻之自退”.[8]二是在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因突厥进犯河北,狄仁杰任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知元帅事,征讨突厥,后又任河北道安抚大使处理善后事宜.
　　在两次征讨入侵和安抚当地百姓的过程中,狄仁杰对如何靖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请曲赦河北诸州疏》中予以表达.他认为要安定边境,中原地区首先要稳定,百姓的利益要得到保障,指出“人犹水也,壅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认为边陲之地“得其地不足以耕种,得其人不足以赋税”,应当采取以夷治夷的做法,使中原无远戍之劳.另外,应对边界加强守备,养精蓄锐以待敌,“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 “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如此数年,则强敌可不攻自服.
　　狄仁杰的军事政策是民本思想在军事上的一种反映,这是封建国家用来安定社会,维护统治的根本,它符合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对保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着现实意义.
　　第五,狄仁杰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的.对于武则天来说,人才虽然难得,但如果不能衷心拥护她的统治,则宁可杀掉也不能放在身边任其发展成对自己的威胁.所以,在她统治时期,有许多虽然是德才兼备的人,但因为反对武则天改唐立周,而被武则天清除掉了.狄仁杰虽然好面折廷争,但因为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所以不仅没有被武则天清除掉,反而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大力重用.狄仁杰愿意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是他对当时所有有资格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人进行慎重的比较后得出的结论.狄仁杰出身于官宦人家,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三朝,年轻时在太宗朝任职,中年在高宗朝任职,至45岁以后为武则天所用,后历任高官重任,直至71岁去世.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将太宗、高宗、武则天甚至中宗、睿宗等人的政治才能加以比较.武则天早年曾深受一代明君太宗皇帝的熏陶,并且在政治上大有太宗皇帝的遗风,比起高宗、中宗、睿宗等人在政治上显然要成熟的多.在高宗统治后期,由于身体的原因,高宗大部分时间都仰仗武后为他处理政事,其处理政事的方法与能力虽然在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高宗上元元年（674）八月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并为“二圣”,这种皇帝健在而与皇后并称“二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在当时不仅为高宗所倚重而且也应该为百姓和大臣所敬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狄仁杰在内.至高宗弘道元年（683）,高宗“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高宗此举显然是对将国家交与太子并不放心,认为需要武则天的扶持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此举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臣的反对,说明朝中大臣对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认可的,对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是放心的,这些大臣当然也包括狄仁杰.考虑到国家的昌盛需要在有为的皇帝统治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狄仁杰坚定地站到了拥护武则天统治的一边,当然也正因此,他才能真正地获得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成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
　　最后,狄仁杰是太原人,武则天是文水人（今山西文水）,当时文水为太原属县,二人是同乡.同乡是不是拉近他们距离的纽带,不能确定,但或许是他们走近的一个原因.如武则天经常和狄仁杰在一起玩双陆游戏,双陆是当时太原人爱玩的一种游戏.当然,如果没有前五点的原因,只凭是武则天的同乡就想获得其信赖和重用是不可能的,毕竟,武则天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统治者,在用人的问题上一向是用人唯贤,而不是用人唯亲,但狄仁杰在具备了一个贤臣所应具备的所有品质和能力之后,与武则天的同乡之谊和在思想上与武则天的相近之处也应该能够起到拉近两人距离的作用.
　　总之,武则天身为皇帝需要品德优良且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大臣,从统治国家的角度考虑,需要有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才,从国家和自身的长远利益考虑,需要有能够洞明世事、善于谋断的人才,而狄仁杰自身所具有的优点恰恰完全符合武则天治国的需要,二人在政治追求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者,武则天需要靠狄仁杰这样的大臣来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统治,而狄仁杰也需要象武则天这样的明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完成其利国利民的政治主张,二人一拍即合,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几组最完美的君臣搭档之一,成就了一代名相狄仁杰的美名,实现了由“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的成功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