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反映了但当时雅典民主政治制度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5/06 10:25:16
苏格拉底之死反映了但当时雅典民主政治制度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苏格拉底之死反映了但当时雅典民主政治制度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苏格拉底之死反映了但当时雅典民主政治制度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苏格拉底之死反映了但当时雅典民主政治制度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耶稣的审判和处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审判和处死,像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一样,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1]可以说,苏格拉底和耶稣一样,都因杀身成仁而名垂青史.然而,苏格拉底的史料却完全是通过他的两名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当然,两人所记载的苏格拉底却迥然有别:前者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庸人,而后者则是充满智慧的智者.自然,苏格拉底之死留下了许多谜团,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法律的视角.
一、苏格拉底为什么会处死?
据美国报人斯东的解释,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处死,主要是因为苏格拉底和雅典民主政体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具体体现在三个观念之上:
(一)关于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自由城市”抑或“一伙人群”?[2]
对希腊人来说,自由城市意味着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人们在这种城市中自己管理自己,公民轮流进行统治和被统治.实际上,在雅典的民主政体中,主要的政府职位都是由选举产生的,许多别的职位则由抽签产生,使得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治理自己的平等权利.所有公民都有权在制订法律的议会中投票和发言,列席把这些法律加以实施和解释的陪审团法庭.
然而,苏格拉底既不是寡头派,也不是民主派,对于两者,他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苏格拉底看来,既不是由少数人来统治,也不是由多数人来统治,而是由“那个知道的人”来统治.这在他的同时代的人看来,一定是等于恢复到最绝对的形式的王权.苏格拉底在《言行回忆录》中,提到政府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发命令是统治者的事,服从命令是被统治者的事.”当然,苏格拉底区分了“王政”和“暴政”,他说,“在人民的同意下按照国家法律来统治他们是王政,而不受法律控制以统治者的意志强行对不愿意的臣民进行统治则是暴政.”[3]
希腊人则从牧人的类比是得出教训,羊群不能信任牧人,人类群体也不能把自己交托给某一个人的绝对意志,不论他自称他的目标是多么仁慈.显然,这就造成了苏格拉底与古希腊观念上的歧异.
(二)什么是美德?
苏格拉底谓,美德即知识.这一观念看起来是一个哲学问题,但也有着极深的政治意蕴.如果美德就是知识,那么就像其他形式的知识一样,它是可以教的.如果它是可以教的,那么它就不可能限于少数人——贵族地主世家,而是可以被多数人——新兴的手艺人和生意人的中产阶级——来学习.如果多数人都有美德,那么他们就有资格参与治理城市,而不能被拒绝.
然而,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知识只能通过绝对定义才能得到.如果你对某一事物不能下一绝对定义,你就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接得,苏格拉底证明,这种知识是得不到的,连他也得不到.[4]这样,既然美德是知识而知识又是不可获得的,那么普通人即多数人,就没有进行自治所必需具备的美德或知识.通过这条迷宫一样的形而上学的路线,苏格拉底又回到了他的根本命题:人类社会群体是一伙“羊群”,不能放手信任它能治理自己.
从以上的观念可以看出,希腊人的普遍观念给予了普通人以尊严,而苏格拉底的观点则贬损了它.这也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分歧.
(三)什么是幸福的生活?
苏格拉底认为,人类的主要责任是“要顾到自己的灵魂”,[5]因而其直接行动的结果则是退出城市政治生活,因为这是灵魂“完善”的必要.而当时的雅典人和希腊人则普遍认为,公民是通过充分参与城市生活和事务而得到教育和完善的.[6]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得到完善后是最好的动物,但是如果他孤立于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坏的动物……如果他没有美德,他就是一头最邪恶和野蛮的生物.”[7]然而,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们则都主张,人们必须退出这样的一种政治生活.自然,这种观念本身是思想史的进步.“西方哲学从他开始,从向外探索转入向内探索,从自然哲学转向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这是人们认识的一种深化,是哲学思想史上的重大发展.”[8]


有人说,苏格拉底死于民主的暴政。甚至有人说,“(苏格拉底的死)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乃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 我从托克维尔的著作中虽然了解了民主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但在解读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时,我却宁愿断言,苏格拉底之死不是民主之过,至少不是民主一己之过,苏格拉底死于雅典的司法,死于披着民主外衣的雅典司法。真正杀死苏格拉底的不是民主本身,虽然民主的确可能导致多少人的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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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苏格拉底死于民主的暴政。甚至有人说,“(苏格拉底的死)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乃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 我从托克维尔的著作中虽然了解了民主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但在解读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时,我却宁愿断言,苏格拉底之死不是民主之过,至少不是民主一己之过,苏格拉底死于雅典的司法,死于披着民主外衣的雅典司法。真正杀死苏格拉底的不是民主本身,虽然民主的确可能导致多少人的暴政;杀死苏格拉底的真正凶手是民主的审判,是背离了司法自身灵魂的雅典司法。
让我们先暂时放下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叹,而用一种法律人的视角,看看判决苏格拉底死刑的雅典的司法是如何运作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对雅典司法的描述是,雅典“有公众法庭制度,这些法庭由全体公民或由全体公民中选出的人们组成,有权审判一切案件,至少大多数案件,包括那些最重大的案件,例如审查政务和财务报告、法制事项以及公私契约。” 雅典的法庭“审判官人数六千,由公民抓签选出,当时雅典人民共有十族,每族选六百人。但审判时,审判官未必全体出席。出席人数自四五百以至上千不等;出席若是偶数,就要另加一人使成奇数,以免投票不能表决。审判苏格拉底案件的共五百零一人。” 并且,所有的这些审判官任期只有一年,一年后将重新选出,而且,每个公民一生中只能担任两次审判官的职务。
无需再作过多的说明,我们已经能够看出雅典的司法与现代的司法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苏格拉底也正是死于这样的一种民主的司法制度之下。也许,将雅典当时的司法制度与现代的司法制度相比较,可以看清苏格拉底之死有其必然性。
其一,雅典的司法是一种大众的司法。现代的司法理念强调,法官应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应当是法律共同体中的精英人物。而雅典的法官由抽签从所有的公民中产生,这样的司法不强调法官的知识的专业性,而强调人人的平等。
其二,现代司法理念强调法官任职的终身制,而雅典所要防范的正是这种终身制。雅典的法官任职只有一年,而且终身只能担任两次。这样的法官任职制度,实际上也就否认了法官的专业性。
其三,现代的司法强调法官独立,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不得干涉法官的审判。而雅典的审判是通过民主的形式进行的,每个作为法官的公民都有投票的权利。审判就是民主的投票,法官的判断在雅典即是大众的评判。
其实,当大审判团组成之时,苏格拉底就应该预见,他已经难逃此劫了。因为,在这个审判团中,有多少他曾经将对方诘驳的哑口无言的人,有多少被他证明为一无所知却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人。这些人恨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而正是这些人,现在是以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官的身份坐在审判席上,他们将决定苏格拉底的生死。
也许,我们可以大胆想象,假如苏格拉底来到现代,接受现代司法的审判,也许他不会死。首先,起诉苏格拉底的罪名有二:一是慢神,二是诱导青年。这两项罪名在现代看来,都属于思想的范畴,是不能作为犯罪被处罚的。其次,作为现代的法官,他们会首先判断苏格拉底是否违反了法律,是否应当受到处罚。同时,这些法官还必须考虑苏格拉底的申辩,必须在判决书中对苏格拉底的申辩作出反应。如此以来,专业的法官很有可能会作出苏格拉底无罪的判决。既使对其作出有罪的判决,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苏格拉底也不会被判死刑。虽然这样的想象看起来有些荒谬,但通过这样的比较,我更加坚定了我的观点,杀害苏格拉底的真正的凶手是民主的司法,用我们国人熟悉的语言,或可称为人民的审判。


假如我上面的论断成立的话,那么,苏格拉底之死就不仅仅象有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多数的暴政。苏格拉底之死,实际上反映出民主与司法之间的一种张力,这样一种张力表明,民主与司法并非一回事,民主与司法之间也许存在着一下重要的界限,如果逾越这些界限,对民主与司法都将是一种损害。而且,从苏格拉底被判决死刑这一事件中,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民主的司法造成了苏格拉底的死,那么,为什么司法不能是民主的?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或者一个以民主自居的社会中,民主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从国家政权的建构、政府权力的行使到司法审判,似乎只有与民主联姻才使其具有正当性。然而,从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中,我们却发现民主并非适用于一切领域。至少,司法领域民主是不能随意侵入的。我无法穷尽所有的理由,只能阐述几条也许是费话的理由。
第一,民主与司法的本质与追求是不同的。司法的本质是判断,是理性,因此,作为判断主体的法官,被要求具有专门的技艺,即法律的训练。在此,我们不妨重温英国17世纪的著名大法官柯克与当时的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经典对话。柯克说:“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 虽然柯克的话针对的是国王,但对于一般的民众也同样适用。司法是一门专门的技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成为法官。既然不能设想一个不懂医术的人作为医生为病人诊病,又怎能设想一个不懂法律的人作为法官为社会诊病?司法的过程是一个依靠理性和知识作出公正判断的过程,是一个不能掺杂个人的利害关系在其中的推理过程,司法追求的目标就是公正。而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对民主最简单的理解即是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在民主的视野中,人人应当是平等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指出的:“实际上,民主的正义观念指的是数量上的平等,而不是基于个人能力的平等;这种观念一旦占了上风,那么,多数必然成为主宰。不管多数的决定最终如何,它都意味着正义。因为他们会说,对每一个公民来说,那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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