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怎样“以诗为词”的?

苏轼是怎样“以诗为词”的?
苏轼是怎样“以诗为词”的?

苏轼是怎样“以诗为词”的?
以诗为词——浅谈苏轼的词学贡献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王国维《人间词话》
　　诗与词是中国文学的双姝,然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不足.诗虽境阔,而难达幽微之情：词虽言长,却难抒豪放之志.北宋文坛巨匠苏轼“以诗为词”的大胆变革,取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从而大大拓展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内容,打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作为“艳科”、“小道”的藩篱,使词这一文学形式开始全面反映社会现实,体现人民生活,并以此为标志,正式确立起了豪放词派在词坛中的地位.
　　在苏轼之前,受晚唐五代“花间”、南唐词派的影响,北宋词坛所吟唱的基本是男女恋情、离愁闺怨.纵观温庭筠,韦庄,李煜,柳永,晏殊,直至欧阳修,他们的词多充溢着“绮罗香泽”,甚至“男子而作闺音”.其中虽有一些登山临水和怀远感旧之作,但也是婉约词一统天下.
　　苏轼的出现,使词这一文体发生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不是柳永、张先将小令发展为慢词的飞跃,而是通过“以诗为词”后,词在内容上的飞跃.“以诗为词”的变革后,词不再只是传情达爱的工具,也不再只是娱宾宴客的点缀,而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东坡词中,凡能入诗者皆能入词,正如刘熙载所言“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词可以说几乎涵盖了但是社会的各个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爱国词.在苏轼之前,最负盛名的爱国词,莫过于范仲淹的《渔家傲》,但其却被欧阳修谑称为“穷塞主之词”.苏轼的爱国词慷慨激昂,催人奋进,有虎虎生气,铮铮铁骨.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写到：“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二是交游词.唐诗里不乏描写友情的诗句,如脍炙人口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等等.但在苏轼之前,交游词却并不多见.苏轼一生阅历丰富,与社会各界人士皆有广泛交往,因而其词中多有体现.他的交游词内容广泛,包括饮宴、送别、怀远、感旧、赠答等方面.如《江城子 别徐州》写道：“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三是山水田园词.唐朝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之诗清新秀丽.苏轼“以诗为词”的改革大大拓展了这一主题的词.在他的笔下,祖国的锦绣河山和农田水乡如春水东流、夏木繁荫、秋菊吐蕊、冬雪幽香,一派清新自然.如《南乡子》写道：“认得岷山春雪浪,初来,万顷葡萄涨渌醅.”
　　四是咏物词.咏物词源于《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在历代是个中不乏名篇佳作.对此,苏轼提出来自己的观点.他说“诗人有写物之功”,认为诗人咏物不仅要神似,
　　五是节庆词.在唐诗中,关于节日纪念与庆祝的诗句比比皆是,如“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寒食东风御柳斜”（韩翃《寒食》） 等等.而节庆词之开创者当推苏东坡.如《浣溪沙 端午》有“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之句,描绘了端午节这天仕女们芳兰沐浴,身穿光鲜罗纱,身佩五彩饰品的盛况.
　　六是悼亡词.自晋代潘岳作《悼亡诗》以来,悼亡诗就成了悼念亡妻的专利,其中以元稹的《遣悲怀》诗为代表.苏东坡首开悼亡词之端,其最为著名的词之一——《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就是其在密州任上因夜里梦见亡妻王弗而作的,将夫妻十年生离死别之苦、思念之深,写得肝肠寸断,令人不忍卒读.另有一首《西江月》,借咏梅悼其妾王朝云,有“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之句.
　　七是遣怀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由于坦率正直的性格和过人的才华,苏轼被卷入党争,且招致诽谤,一生宦海沉浮,三次被贬,仕途坎坷.但他对此却往往表现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因而这类词风格多清旷雄健.这对后来的词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东坡词也因此被冠以“豪放”二字.如明代张綖称：“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但豪放之外,更类老杜之沉郁.代表作有《念奴娇 赤壁怀古》、《满庭芳》(蜗角虚名)等.
　　以上便是东坡词的大致内型,但由于“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故很难将其词作具体的分类.东坡词之所以能够包罗万象,正是因为苏东坡“以诗为词”的变革促进了词体的解放.
　　关于词体的解放,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一书中写道：“自柳永多作慢词.而体势既经拓展,曲调又极流行,高尚文人,亦多娴习；乃有感于此种新兴体制之可以应用无方,而仅言儿女私情,不足以餍知识阶级之欲望；于是内容之扩大,相挟促进词体,以入于解放之途；而苏轼以横放杰出之才,遂为词坛别开宗派,此词学史之剧变,亦即词体所以能历久常新之故也.”
　　词体的解放,既有客观的需要,又有现实的基础.
　　客观的需要,是宋朝士大夫阶层精神生活的需要.北宋自开国以来,统治者吸取唐朝藩镇割据导致亡国的教训,为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统治政策.至仁宗一朝,北宋形成了一批“学际天人”的士大夫阶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苏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随着科举取士人数的增加,这一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又丰富和提高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这一庞大的社会阶层有着广大的社会文化需求,但又越渐感到诗文等难以满足自己内心思想与情感的表达,于是他们逐渐采用词这一“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文体.但是,长期以来,词作为缠绵柔靡,重女音、唱情歌的传统又让这些封建士大夫们感到难以接受,甚至在他们看来,词作为“艳科”、“小道”,难登大雅之堂.因此, 词体的解放,是满足士大夫阶层精神文化需要的客观要求.
　　现实的可能,是词的形式的拓展为 词体的解放提供的可能.北宋初期,“士大夫承五代遗风,留意声乐,而令词益臻极盛.”（《中国韵文史》）受五代西蜀、南唐词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词在形式上受制于小令,从而在内容上多儿女私情和娱宾宴客之作,难以用铺叙的手法表达复杂的思想情感.随着“中原息兵,汴京繁庶”,社会逐渐得到稳定和发展.为适应社会文化发展和群众生活的需要,宋朝开始恢复唐教坊旧制,并收编江南乐曲,“因旧曲创新声”.柳永因“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于是不再留念仕途,转而“倚红偎翠”,“流连坊曲”,应乐工歌伎之请,“变旧声为新声”.因此,词“自柳永一变,犹诗家之有白居易”（《四库全书总目》）,不仅在内容上有了变化,更重要的是在形式上得到了发展,慢词开始兴起.词体既经拓展以后,词坛遂“别开广大法门”.通过铺叙的手法,可将写景、叙事、抒情和议论融于一炉,大大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词体的解放创造了前提条件.
　　那么,为什么苏轼能够“以诗为词”,从而促进词的解放,即除上述原因外,苏轼作为词体的“解放者”的原因又有哪些呢?我认为应该有如下几点：
　　首先,苏轼博学多才.苏轼是我国古代不可多得的文艺全才,诗、词、文、书法、绘画和文艺理论等方面都堪称大家.其诗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不拘章法,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文汪洋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其书法舒卷自如,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黄州寒食贴》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其绘画新奇有致,成竹在胸；其文艺理论见解独到,卓然一家.纵观中国三千年文学史,如此全才型大家,苏轼一人而已.广博的学识,为他解放词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苏轼宦海沉浮,阅历丰富.苏轼自嘉祐二年进士及第后,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因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过激之处,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转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后迁汝州.哲宗立,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启为相,苏轼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后应召入京,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又因反对新党尽废新法,于元祐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元佑六年（1091年）,他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外放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坎坷崎岖的人生道路充满了悲欢离合,这为他解放词体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再次,苏轼性格复杂多重.苏轼的一生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世界观存在着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他性格的复杂多重性.他生性豪爽旷达,“奋励有当世志”.但由于坦率正直,眼里揉不进半粒沙子,因而在政治上长期失意.对此,他虽然常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但也不时流露出一些逃避现实、寻求解脱的老庄思想.“入世”和“出世”的思想常使他产生一些矛盾的心理,这不免他的在诗词中有所体现.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东坡词风格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
　　最后,苏轼填词晚于作诗.苏轼的诗文久著盛誉,有“苏文熟,食羊肉；苏文生,嚼菜根”的说法.但他是被贬知杭州后才开始作词的.从创作年代来看,苏轼最早的词应是熙宁五年任杭州通判时所作的《浪淘沙》(昨日出东城)和《南歌子 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苏伯固》.这一年苏轼三十七岁,此时的他已能将作诗的章法套路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并且他认为词是”诗之裔”,即诗词同源而异派,作词应在遵守词律的基础上,又不为其所缚,甚至有时可以为了表现某些思想内容的需要而突破词律的限制.因此,他才能够“以诗为词”,将诗之境阔、言志的特点运用于词,从而促进词体的解放.
　　虽然苏轼“以诗为词”的变革促进了词体的解放,也在词坛上确立了豪放一派,但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诗化后的词,难免不符合词律的要求,缺乏音乐美；同时,它违背了含蓄蕴藉这一词的传统抒情原则,余味大减.这一不足之处,尤为其后重音律,尚婉约的正宗词派所诟病.“一代词宗”李清照就在其所著的《词论》中批评苏轼等人的词“皆句读不葺之句耳”,即说他们的词都是一些长短不一的诗,所以“又往往不协音律”.
　　其实,苏轼并非不懂音律.其长调《哨遍》就是依声律隐括《归去来兮辞》的,由此可见他是通晓音律的.东坡词之所以“多不协音律”,一是他“非醉心于音律”,二是他“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但这更主要的是“以诗为词”所造成的难以避免的结果.由此可见,词既要做到协音律,又要做到“应用无方”,是十分困难的.
　　总之,苏轼凭借其广博的学问、盖世的才华,高尚的人格和过人的胆识,在词中“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一扫晚唐五代以来词之“绮罗香泽之态”,打破了婉约词独霸天下的局面,将词带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以诗为词”的变革,使词这一文学体裁“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而大大促进了词的解放.他不仅是婉约词的改革者,而且以豪放词的开拓者的身份,正式确立起了豪放词派在词坛中的地位.《中国韵文史》评价说：“以严肃态度填词,而提高词在文学上之地位,一洗士大夫卑视词体之心理,实苏轼发之.”尽管东坡词存在难以避免的不足之处,但苏轼“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和他对词的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如同其本人一样,足以让我们仰视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