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主导型、银行主导型含义

市场主导型、银行主导型含义
市场主导型、银行主导型含义

市场主导型、银行主导型含义
一、引言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的比较优势[1].这一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国家：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如德国、日本.银行在动员储蓄、配置资本、监督公司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以及在提供风险管理手段上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如英格兰和美国.在把社会储蓄投向企业、行使公司控制以及减轻风险的管理上,证券市场与银行同等重要.一些分析家认为,在提供金融服务上,市场更有效率；另一些则颂扬中介的优势.争论未解决,并阻碍稳定政策建议的形成.
　　对市场主导型与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进行比较的现有文献存在一个主要缺点：这些比较集中于人均GDP水平相似的一个很窄系列的国家.以至于这些国家有一个非常相似的长期增长率.因此,如果人们接受德国和日本是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英国和美国是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并且如果人们认识到所有这些国家有一个非常相似的长期增长率,那么意味着实行何种金融系统关系不大[2].为提供更多的关于经济重要性和金融结构决定的信息,经济学家需要把该争论扩展至包括广泛系列的国家经验.
　　为把该争论扩展至国家的一个更广泛的横截面,我们需要新的数据.基于一个新构建的数据系列,本文检测多至150个国家横截面的金融结构.我们利用了简单的图表、相关和回归来阐述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提供金融结构潜在的法律、管制和政策决定因素的经验证据.这是自Goldsmith(1969)的有影响的著作以来对国家大量横截面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第一次系统检测.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本文并不检测金融结构是否会对经济增长和企业绩效产生一个因果关系的影响,并不检测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国家是否会对经济增长和企业绩效产生一个因果关系的影响.Levine(1999)、Demirguc-kunt和Makismovic(1999)在相应的论文中作了这些分析.相反,本文介绍有关金融机构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以及大量横截面国家的金融结构与法律、管制政策决定因素之关系方面标准化（Stylized）事实.
　　更具体地,本文提供有关三个问题的国际比较：
　　· 经济发展与银行、非银行以及股票市场发展之关系；
　　· 经济发展与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之关系；
　　· 金融结构的法律、管制、税收以及宏观经济之决定因素.
　　为分析金融结构,我们必须把国家划分为或市场主导型或银行主导型类别.基于规模检测、行为以及效率,我们构造了金融结构的一个综合指数（Conglomerate index）.具体地说,我们研究了银行部门发展（根据规模、行为和效率来检测）相对于股票市场发展（同样根据规模、行为和效率来检测）的比率.具有较大比率的国家被划分为银行主导型类别.银行部门发展对股票市场发展的综合比率低于平均值的国家被划分为市场主导型类别.因此,这个归类体系产生了国家的两个类别：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国家和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国家.
　　尽管是一个有用的起点,但这个双变量体系代表了大量的含义.遗憾的是,尽管通过国际比较,一些国家的银行系统是不发达的（Poorly developed）.但这种方法把它们确认为银行主导型,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是由于按照国际标准这些国家的股票市场是非常不发达的.同样,因为一些国家的银行是极端不发达的,尽管根据国际比较它们的市场是不发达的,但这种方法把它们的金融系统确认为是市场主导型.因此,我们发展了另外一个归类体系.首先,我们确定有高度不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银行和市场发展两者都低于平均值,它的金融系统被认为是不发达的.这就产生了三个类别：不发达的、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尽管这个分类体系同样有问题,但它有助于比较国家的跨广泛横截面上的金融结构.因为与具有较发达金融系统——或属于银行主导型类别或属于市场主导型类别相比,非常不发达的金融系统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共性.尽管当只考虑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时,我们能得到同样的结果,但当我们考虑金融结构的三个类别：不发达的、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我们看到了更清楚得多的模式.
　　我们的发现如下：
　　· 在较富裕的国家,银行、非银行以及股票市场更大、更活跃、并更有效率.在平均水平上,较富裕的国家其金融系统更发达；
　　· 在较高收入国家,相对于银行,股票市场变得更活跃和更有效率.各国金融系统演变存在这样的趋势：当国家变得较富裕时,其金融系统变得更以市场为导向（Market-oriented）；
　　· 有习惯法（Common laws）传统,对股东权力有强有力的保护,有好的会计管制、腐败的低水平以及没有明确的存款保险的国家,其金融系统倾向于更加以市场为导向；
　　· 有法国民法传统,对股东和信贷者权力保护不好,合约执行差、腐败的高水平、差的会计标准、限制性的银行管制以及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倾向于有不发达的金融系统.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II小节说明了在跨不同人均收入组别上金融系统如何不同；第III小节经验性地定义金融结构并提供跨国比较；第IV小节考察了金融结构的法律、管制、税收和政策决定因素；第V小结总结了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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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证和讨论参见Allen and Gale(1997)和Levine(1997).
　　[2] 尽管其它差别（如财政、货币和管制政策）能够完全平衡金融结构差别的增长效应,但这看来是不可能的.同样,金融结构过去的研究没有对照非金融部门政策上的差别.
　　二、 跨人均收入组别上金融系统的差别
　　不同的国家其金融系统有大的差别.像人们比较较贫穷国家与较富裕国家一样（以人均GDP来测度）,本小节利用新搜集的多达150个国家横截面数据来说明金融系统是如何不同的.
　　在跨收入组别上,尽管并不是所有的金融部门发展的检测方法会以一个系统的方式变化,但一些值得注意的模式出现了：在较富裕的国家,依据银行、非银行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的规模、行为、效率来检测的金融部门的发展倾向于更大.这个分析集中于90年代搜集的数据[1].当我们对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数据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分析时,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果.附录显示了不同时期内金融系统是如何不同的.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1999)提供了数据来源的详细信息.
　　A：中介
　　在较高收入国家,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规模倾向于更大、更活跃并更有效率.
　　考虑四个检测.首先,流动负债/GDP等于银行流动负债加上非银行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GDP.通过加总银行和非银行的流动负债,得出的流动负债/GDP是金融中介规模相对于经济规模的一个常用指标.流动负债/GDP经常被用来作为金融部门发展的总量检测方法（King and Levine,1993a,b）.其次,银行资产/GDP等于存款货币银行总的国内资产/GDP.银行资产/GDP提供了一个银行部门总规模的检测方法.第三,存款货币银行在私有部门的索取权/GDP等于存款货币银行贷给（以及其它在私有部门的索取权）私有部门的信贷占GDP的份额.这个检测排除了对公共部门的信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公共企业）.通过加总银行在私有部门的索取权,存款货币银行在私有部门的索取权/GDP是在私有部门上银行行为的一个常用指标.第四,其它金融机构在私有部门的索取权/GDP中的其它金融机构集中在保险、金融公司、集中的投资计划（共同基金）、储蓄银行、私人养老金和发展银行.其它金融机构在私有部门的索取权/GDP等于非银行机构贷给（以及其它在私有部门的索取权）私有部门的信贷占GDP的份额.因此,其它金融机构在私有部门的索取权/GDP提供了在私有部门上银行行为的一个广泛的检测.
　　在计算了金融中介规模和行为的这些测度后,我们把国家归于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指标中定义的低、中低、中高和高收入国家类别[2].基于这个收入组别排列,每个组别的国家数目大体相同.然而,对四个组别中的每一个组别,我们计算了金融中介发展指标的平均值.表1给出了每个国家的数据.图1显示了当把较为富裕的国家和较为贫穷的国家加以比较时,在较为富裕的国家,流动资产/GDP,银行资产/GDP,存款货币银行在私有部门的索取权/GDP以及其它金融机构在私有部门的索取权/GDP都上升了,这个模式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表2显示了人均GDP与流动性负债/GDP、银行资产/GDP、存款货币银行在私有部门的索取权/GDP以及其它金融机构在私有部门的索取权/GDP之间的相关在5%的水平上都是显著的.在具体国家方面,奥地利、德国、法国、英国、香港、日本、荷兰以及瑞士有比较大的、活跃的银行体系.另一方面,阿根廷、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加纳、尼泊尔、尼日利亚、秘鲁、土耳其以及津巴布韦有特别小的、不活跃的银行体系.在非银行方面,日本、韩国、荷兰、南非、瑞典以及美国有非常强大的金融中介（见表1）.事实上,在美国、瑞典和韩国,其它金融中介发放给私有部门的信贷比存款货币银行发放的要多.同样,注意到在较富裕国家,中央银行在信贷配置上的直接作用是较小的（见图1和表2）.
　　现在考虑银行部门效率的两个检测.一般管理成本（Overhead cost）等于银行一般管理成本与银行总资产的比率.尽管不是明确的,我们还是把较低的一般管理成本看作是较高效率的标志.过多的一般管理成本支出可能反映了浪费和缺乏竞争.然而,同样必须认识到竞争性的银行可能从事大量投资以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这些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可能引起一般管理成本的上升.因此,极低的一般管理成本可能反映不充分竞争和在提供好的银行服务上投资不足.可见,一般管理成本不是效率的一个明确清楚的检测方法.
　　银行效率的第2个检测是银行净利差,它等于银行利率收入减去利率支出再除以总资产.尽管许多因素影响利差,较小的利差通常被认为代表较强的竞争和较高的效率.我们获得了8个国家基于银行水平的一般管理成本和银行利差的数据.对每一个国家我们计算了单个银行的平均值.图1显示了较高收入的国家倾向于有较低平均的一般管理成本和较低的平均银行净利差.人均GDP与一般管理成本和银行利差之间的相关（以及P值）进一步证明了人均GDP和银行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见表2）.
　　银行集中度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我们以三个最大的银行资产在总的银行部门资产中的比重来检测银行部门的集中度,并称之为银行集中指数.图1显示了当从较低收入向较高收入国家银行移动时,银行集中度倾向于下降.然而,这种银行部门集中度的下降在统计上不显著,如表2所示.
　　在表1中我们同样报告了在银行总资产中外国银行和公有银行的份额.当我们移向较高收入国家时（图1）,这两个检测都下降了.从表2我们能看出这种关系同样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B：跨国股票市场
　　在较高收入国家,股票市场倾向于较大、更活跃并更有效率.
　　为检测市场规模,我们采用了作为GDP份额的市值指标,它等于国内股票价值（在国内股票交易所交易的）与GDP的比率.为检测市场行为,我们采用了作为GDP份额的交易总价值指标,它等于在国内交易所国内股票的交易市值除以GDP.作为GDP份额的总交易市值检测相对于经济规模的股票交易市值,作为GDP份额的总交易市值被经常用来检测市场流动性,因为它检测了相对于经济行为的交易（例如Levine and Zervos,1998）.最后,为检测市场效率,我们利用了换手率（Turnover ratio）,它等于国内股票在国内交易所交易的价值除以国内股票的价值（在国内交易所交易的）.换手率不是效率的一个直接检测指标,它没有检测交易成本.进一步说,换手率是检测相对于市场规模的股票交易市值,并被经常用作检测流动性的方法.
　　如图2所示,按照收入划分的四个组别,当我们从最穷的国家移向最高收入的国家组别时,作为GDP份额的市值、作为GDP份额的总交易市值和换手率都上升了.人均GDP与作为GDP份额的总交易市值和换手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大约都是0.4,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人均GDP与市值之间的相关系数接近0.3,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较富裕的国家,股票市场更为发达.在单个国家方面,其排名严重依赖于股票市场发展的特定检测方法.一些国家和一些国家的地区通过任何检测方法都显示其股票市场有较好的发展（表1中显示的澳大利亚、英国、香港、马来西亚、荷兰、新加坡、瑞典、瑞士、泰国和美国）；一些国家有大的但流动性差的股票市场,如智利和南非（见表1）；另一些国家有活跃的但小的股票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和德国.
　　C：跨国非银行金融中介
　　在较富裕国家,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以及其它非银行金融中介占GDP的份额是较大的.
　　具体地,我们检测了保险公司、养老基金、集中性投资计划（共同基金）、发展银行以及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给私有部门的贷款,以这些机构发放的私有部门的贷款占GDP的份额来计算.图3A显示了在较为富裕的国家,这些非银行金融中介的每一个检测值都较大,但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相对于发展银行与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的作用上升了（图3B）.对于人寿保险公司,我们包括了一个另外的规模和两个另外的行为检测方法（图3C）.人寿保险部门的规模,定义为人寿保险公司发放给私人信贷站GDP的百分比,它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用保险费/GDP来检测人寿保险的深度,用人均保险费来检测人寿保险的密度.结果出现了同样的模式：高收入国家显示出人寿保险的深度是中低收入国家的10倍,并且高收入国家的人寿保险密度几乎比低收入国家的人寿保险密度高100倍.
　　D：总体效率
　　在较高收入国家,总体的金融系统变得更大,更活跃并更有效率.
　　直到现在,我们的分析要么集中于金融中介,要么集中于股票市场.这里,我们进行总体金融系统的效率检测.我们考虑检测总体金融部门发展的五个方法.首先,我们检测金融系统的总规模,为做此工作,我们把存款货币银行的国内资产和股票市值加在一起,并除以GDP.Rajan和Zingales(1998)利用了一个同样的指标去检测金融部门发展的总体效率.如图4所示,金融部门的总规模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急剧上升,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接着,我们考虑了总体金融部门发展的四个检测方法.在那里,我们固定—和—匹配（Fix-and-match）了股票市场和银行业发展的不同检测方法.我们利用了换手率和总交易市值/GDP来检测股票市场的流动性.我们把较高的水平解释为表示更有效运作的股票市场.为在一个广泛经济基础上来测度股票市场的发展,我们宁愿要总交易市值/GDP的检测方法,而不是换手率.总交易市值/GDP检测相对于经济规模的交易,而换手率检测相对于市场规模的交易.因此,一个小的活跃的市场可能有高的换手率和低的总交易市值/GDP.因为我们正在寻求检测一个国家的企业交易所有权的容易性,用总交易市值/GDP检测它更为直接.不过,我们利用两种方法提供了检测结果.同样,我们利用一般管理成本（Overhead cost）和银行净利差去检测银行部门的非效率.这里,我们把这两者数据的较高水平解释为银行运作的较低效率.因此,用每一个股票市场指标除以每一个银行部门非效率的检测方法,我们构造了检测总体金融部门发展的四个检测方法.
　　利用金融部门总体效率的检测方法的结果如图4中的直方图所示,国家被划分为四个组别,较富裕的国家倾向于有更高效率的金融系统.并且所有的检测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一些国家在总体金融部门效率方面是突出的.特别地,依据我们偏好的两个总体金融部门效率的检测方法（这些方法基于股票市场指标,总交易市值/GDP以及两个银行效率的检测方法：一般管理成本和净银行利差）,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芬兰、日本、泰国、韩国、英国、美国、瑞士、澳大利亚都被排在非常高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