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变革的文化意义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谈给点大致的方向,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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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变革的文化意义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谈
给点大致的方向,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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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日常生活世界是指在中国社会背景之下所形成的相对封闭与恒常的天然共同体,其本身具有经验化与人情化两大本质特征.日常生活批判不仅是对现代主体进行理性塑造的一次深层启蒙,也是塑造现代主体的合理进路,实现中国人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对传统日常生活进行一番批判与重建.
关键词：日常生活批判;日常生活世界;文化启蒙
日常生活哲学是一种透视社会结构和人类生存状态的新视角,是真正批判地介入现实、走入生活的哲学.对于日常生活哲学问题,过去人们大多习惯于以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来解答,或者归之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问题,而根本不屑去正面研究它.然而,时至今日,中国正处于以市场经济建构为核心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之中,探求一条日常和非日常生活世界协调发展的现实途径,进而展开全面建设总体性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已成为现时代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性课题.
一、日常生活批判的基本范畴及其图式特征
所谓“日常生活”,即是指“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注1）.日常生活的外延主要包括日常消费、日常交往和日常观念三大活动领域,其表现形态为饮食、服饰、居住、行旅及婚俗、礼仪活动等等.可以认为,自在的日常生活不过是上述外延和表现形态的融合体.而与此相关,所谓“中国日常生活世界”,即是指在中国社会背景之下所形成的以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细节为主要活动图式的相对封闭与恒常的天然共同体.实质上,由于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理性化和个体化的过程,中国日常生活世界同样是一个自在的、可经验的,处于相对独立与凝固状态下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而创设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两个基本范畴（注2） ,便可以从文化学角度对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加以观照和把握,并使之形成与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对应关系.亦即自在的文化因素主要存在于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礼尚往来等日常活动中,是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基本存在条件的;自觉的文化因素则主要存在于以自觉的知识或思维方式为背景的非日常生活领域.当然,这种领域的划分是相对的,无论在日常与非日常之间,还是在自在的文化与自觉的文化之间,都不存在绝对的分野.
自在的文化与传统日常生活相一致,它构成自在的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与图式,而自在的日常生活又是自在的文化因素得以存在的依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日常生活就是文化的原生态和策源地,是自在的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真正根基.它像是不断上演的历史活剧,以其丰富的内涵生动地再现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它不仅蕴含着某一民族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和居住文化等,而且在其活动图式中,也会显现出该民族祖先生活的影子,暗含着一定的文化信息.并且,一定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生存方式标志着该社会或历史阶段的文化发展水平及其相应的文化模式.可以说,传统文化内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因而使我们过于熟悉以至无法察觉它的现实存在.但是它的的确确以某种特定的文化模式左右着我们的生存时空,虽看似无形,却以如此巨大的力量规范着某一天然共同体内的特定人群的生存方式乃至一切活动.而从民俗学角度观之,日常生活作为人的一种活动方式或生存方式,不过是活动主体的世俗表征.日常生活标示着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方式,是一块隐喻着非日常生活发展状态的领域,换言之,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和反映着一定社会的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生产领域以及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领域的全貌.它是人类理性在本然(自然) 状态下的文化投影,也是人类理性应该回归的地方.
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作为文化内在的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并由此映衬出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地位,是同一生活世界中的两个不同方面,二者应相互依赖、整合一致、协调发展,从而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具体来讲,日常生活世界是非日常生活世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出现则为日常生活世界的提升与调整提供了条件;倘若没有非日常生活世界,人类只能处于蒙昧、野蛮的原始人群的生活状态,更不会形成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人格.当然,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纯粹的日常生活或非日常生活领域,在现实生活中,多有二者间相互渗透的现象,即出现非日常的日常化与日常的非日常化的情形,如所谓的“准日常”或“类日常”便是.具体而言,随着人类活动图式的日渐展开,非日常活动有日常化的趋势,如非日常的知识可以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知识,即常识;而日常经验世界中也往往会闯进理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出现非日常生活的日常化现象.
显而易见,每个日常生活主体都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因此成为他们每日都在重复进行的日常生存活动的领域.一方面,日常生活世界并非毫无生气的荒漠旷野,而是由人的生存活动所构成的意义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首先是一个离不开人的活动的“属人的世界”.人的存在是日常生活世界存在的前提条件,只有人的“参与”才使得日常生活世界具有了存在的价值,据此而言,人的存在是日常生活世界存在的终极原因.正如德国现象学社会学家A. 许茨(Schutz) 在谈到日常生活世界时所指出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际的文化世界.它之所以是主体间际的,是因为我们作为其他人之中的一群人生活在其中,通过共同影响和工作与他们联结在一起,理解他们并且被他们所理解.它之所以是一个文化世界,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日常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意义的宇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意义结构(a texture of meaning) .”（注3）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世界又是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栖身之所和无可替代的精神家园.人只有生活在这一须臾不可离的活动领域,内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心灵才会有所依托.而家庭共同体无疑是日常生活主体在其日常生活世界中最重要的活动领域,因其本身“是个人借以同该共同体中其他成员建立毕生信赖之联系的那种感情的一个结果.它的目标是抚育后代,使他们能够加入他们所属的那个传统的社会实体,这样就促进了持久的人际联系,这种联系只有在日常生活的艰难中才能获得其不受束缚的实现”（注4）.总而言之,日常生活世界是人的世界,人的世界又必然是人得以生存的生活世界,人永远是“在世者”.或者说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以人的活动方式为展现的丰富多彩的“人化”世界,它直接指向人的生存状态与存在方式.
在大致明确了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内涵之后,应进一步探讨日常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日常生活世界具有经验化与人情化两大本质特征.日常生活世界首先是一个直接的经验化的领域,或者说是一个典型的感性的经验世界,它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因素而加以维系.在日常生活世界中“, 真实可靠”的经验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凭借其以往的生活经验、常识或依靠来自于他人的间接经验(传统的习俗、习惯等可归为广义的“间接经验”) ,便可顺利地展开日常生活,成功地生活于世(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除外) .反之,如若失去经验化的本质特性,日常生活世界便会无法正常运行,这将是一种令人难以想像的情形.实际上,无论是人们观察自然运行而掌握的关于自然节律的经验常识,还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获得的习惯性经验,都在日常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特别是在人的活动主要以日常生活为轴心的传统社会中,富有经验、代表过去的长者具有至高的权威,在一定范围内,他们往往就是真理的化身.
其次,日常生活世界尤其是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还具有人情化的本质特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验化与人情化虽然是日常生活图式本身带有普遍意义的本质特征(西方日常生活图式亦然) ,但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则更加注重人情,以至于使整个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充斥着人情与人情往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又可以称之为“人情世界”.在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依据人们的宗法血缘关系而形成的自然的人际关系和人情关系,对于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运行均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这是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的“潜规则”.而要真正把握传统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图式特征,并且深刻理解传统日常生活自在自发的经验图式和人情图式对于非日常的社会活动的深刻影响,必须透过日常生活丰富多彩的表象或表层活动去深入剖析日常生活自在自发的、相对不变的内在结构和图式,这也正是日常生活批判所无法回避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二、“五四”文化启蒙与日常生活批判
在任何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转型或人自身的现代化都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对于具有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和顽强的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而言,人自身的现代化显得更为重要也更加艰难.20 世纪初新学家们关于人自身现代化的热切呼唤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可以说,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思考与探索明显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深化过程.
然而,20 世纪初到“五四”时期的激进的文化批判运动除了唤醒少数知识阶层外,对于广大民众,特别是对依旧封闭在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广大民众,并没有引发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的真正改变.因此“, 五四”运动之后,人自身的现代化依旧是中国社会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并且,同“五四”运动之前相比,这一历史任务似乎显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对自在自发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依旧势头不减,但另一方面,则明显出现了阻碍和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拒斥西方理性和科学文化的声音和力量,并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中西、古今文化之争.这两种思潮的冲突集中表现为文化激进派和文化保守派之间的争论.这一冲突一方面与20 世纪上半叶西方理性文化和技术文化陷入深刻危机这一大的背景相关,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暴露出植根于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之中的传统文化的顽强性.因此,了解和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论争,将加深我们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
文化激进派和现代新儒家在现代主体(指在心理和行为上符合现代化精神要求的人格主体)的理性塑造上,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如对科学精神、奋斗精神的倡导,同时也存在着鲜明的反差,集中体现在对传统人格的态度上.文化激进派和现代新儒家对现代主体的理论探索虽然时过境迁,但也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启示.这些争论再一次印证一个问题,即在现代主体的塑造上,我们应当重视深层的文化建构,从传统文化的根基,即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图式入手来推动传统文化的转型,推动人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应当坚持文化进步主义的文化学理念,坚持适应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原则和途径,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懈努力.
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不难看出,文化激进派与现代新儒家在现代主体塑造上的冲突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具有内在的关联.
文化激进派与现代新儒家的论争正发生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所谓“社会转型期”,特指从传统走向现代化所经历的漫长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新旧思想并存,传统与现代观念同在,这也体现了转型期社会的“异质性”特征.异质性特征在文化领域里即表现为两种不同观念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一种是由对传统文化依恋而产生的“认同”观念,另一种是由对西方文化的向往而产生的“变革”观念.显然,现代新儒家是前者的代表,后者则以文化激进派为代表.而且,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期中的人既非传统人,也非现代人,国外著名学者冷纳(Daniel Lerner) 称之为“过渡人”.过渡人没有共同的、统一的信仰,因为他们生活在双重的价值系统中.所谓“双重价值系统”,指新与旧两种价值系统的并存,新的价值系统虽已出现,但羽翼未丰,旧的价值系统虽已松动,却仍然发挥着作用.可以说,上述社会转型期的异质性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观念和人格价值的分裂,是导致文化激进派和现代新儒家在现代主体塑造上存有理论差异的更为深刻的原因.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开始显露出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和理性文化自身的局限和弊端,这些危机的征兆进一步加剧了文化保守主义回归传统的文化取向.
通过对“五四”时期新学家对传统文化的激进批判及“五四”之后文化激进派和文化保守派关于中西文化和古今文化的争论的分析,我们发现,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始终面临着一种困境:文化激进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十分激烈和彻底,但很难超越思想观念的层面以促动传统文化发生现实的改变;文化保守主义者表面上也在肯定甚至欢呼科学文化精神,但是骨子里却不断地向否定个性、天人合一的传统境界回归.的确,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各种批判不可谓不彻底,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曾指出:“20 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态度的出现与持续.”（注5）然而,对传统文化激进批判的结果并不是人自身的现代化的高歌猛进,而是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人情式的传统中国文化依旧坚固地作为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文化基因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而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每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文化的转型总是作为焦点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新提出.此外,我们还必须指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启蒙的表层化问题.具体说来,传统文化启蒙自身很不完善,基本停留于表层启蒙上,而没有触及到传统文化的深层本质和根基,没有充分估计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惰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因而无力从根本上促使中国普通民众从自在自发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模式向自由自觉的、以人之主体性为内涵的现代文化模式转变.从总体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20 世纪80 年代“文化热”所代表的传统的文化启蒙的表面性和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主要是一种纯粹思想观念的启蒙,而这种对新思想、新观念的一般呼吁又往往只能触动和改造社会的一个很小的阶层.文化作为人们的生存方式或“人类生活的样法”并不等同于纯粹的、自觉的思想观念,它既可以表现为自觉的思想观念(如世界观、意识形态等) ,也可以体现为自在的传统、习惯、风俗、自发的经验、常识、价值观念、天然情感等因素.在一个社会中,往往只有少数人是自觉的文化的实践者,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则凭借着自在的文化而自发地生存着.因此,在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和文化根基没有发生真正松动的情况下,停留于纯粹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外在的、表面的文化启蒙无法兑现文化转型的承诺.
以今天的视角观之,要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 世纪80 年代“文化热”所代表的传统的文化启蒙的局限性,而又不背离或放弃现代化文化启蒙的立场,就要使文化启蒙从表层进入深层,直接从普通民众赖以安身立命的自在的文化根基上入手.自在自发的经验型文化和人情化文化模式几千年来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和基本图式而发挥着支配作用,它不仅构成每一中国民众的文化基因和生存方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中国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价值规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从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自在的日常生活批判的重建入手,才能真正动摇传统文化的根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所倡导的新型的、深层的文化启蒙在本质上也便同传统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建契合了.由此,则进一步论证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亦即其代表着一种自觉的深层文化启蒙的立场.
三、日常生活变革与重建的内涵及其途径
“五四”前后的历次文化启蒙运动,对于人格重塑或国民性的探讨有一个共同的缺失,即过多地局限于道德层面,忽视了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的作用,对现代主体的塑造也都缺乏深层的文化建构,未能伸展到日常生活领域.因此,我们认为,日常生活批判不仅是对现代主体进行理性塑造的一次深层启蒙,也是塑造现代主体的合理进路,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对中国传统日常生活进行一番批判与重建.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过于沉重的传统与日常生活结构遥相呼应,无形中成为阻碍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关卡.当今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现代化的启动无疑为人们走出日常生活世界,改变只求“是什么”,不求“为什么”和“怎么样”的思维模式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同时也为人们从日常生活主体转变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二者兼备的主体提供了客观基础.但是,缺乏竞争心态、爱慕虚荣、重经验、信天命及重人治、轻法治、注重等级地位划分等封建意识,对于中国经济、政治现代化的阻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进行深层文化启蒙,倡导人们走出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已成为当代社会扫清实现中国人自身现代化重重障碍的第一要务.
但在我们探寻日常生活变革的途径之前,需要首先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定,即必须明确日常生活变革在历史尺度上有传统和现代之分,在具体形态上又有质的差别.（注6）与现代日常生活的变革不同,所谓“日常生活的变革”,指的是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日常生活的变革,它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核心即是人自身的现代化.并且,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构建日常生活变革与重建的基本模式,又离不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换言之,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的变革与重建必须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宏观背景.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根本性的方面,就是要对传统日常生活进行一番彻底的变革,使传统的日常生活主体走出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成为自由自觉的非日常主体.此外,有学者指出,必须以科学的和哲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去变革和更新常识,实现非常识的常识化,这是一个人的素质的提高的过程,也是人的现代化的过程.（注7）同时,还是日常生活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封闭性和自在自发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渗透于日常消费、日常交往和日常思维活动中,并形成稳定的日常生活结构.而若要实现传统日常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变革,无疑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在此,可以将中国传统日常生活变革与重建的途径,简要地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呼吁广大民众走出传统生存方式窠臼的同时,通过现实生存方式的变迁,而不是单纯的文化启蒙,使一种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全新的生存方式正面撞击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根基,并对以竞争、参与和批判意识为特征的现代生存方式予以积极的认可和提倡.
第二,通过社会文化教育,并辅之以大众传媒的正面引导,使现代工业文明的两大支柱精神,即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的主导性价值目标,并试图以此逐步消解建基于宗法、血缘等自在文化因素之上的传统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伦理观念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第三,保护非日常社会活动领域的独立发展,使之免受传统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的蚕食,并最终使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原则完全退隐于非日常生活结构之外.同时,确立起民主的、法制的、理性的等超日常生活的社会运行机制,使每个活动主体都能真正以现代超日常生活的姿态,出现在非日常社会活动领域中.并且,使之既能有效地运用日常重复性实践的经验化图式,又能自觉求助于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这也正是人自身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总而言之,在21 世纪的中国,要建成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体自由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完成以广大民众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变革为显著标志的日常生活重建任务.为此,我们应该构建起适应中国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并从中确立一种新的具有时代气息、符合人的现代化生活状态的文化价值体系.尽管中国的人自身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依然坚信,前路无论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中国当代的人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工程都将引导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昂首阔步走上复兴之路,21 世纪的中华民族必将再造辉煌.